Vemurafenib（Zelboraf） 由罗氏公司研发的Vemurafenib于2011年8月17日获FDA批准用于治疗或不能切除（无法通过手术摘除）的黑色素瘤。

吴永林说，中生集团从现在到2015年将投资超过100亿元人民币（15亿美元）以改善其设施和系统，以满足世卫组织的要求。她说：我们对中国疫苗企业进入该市场的潜力非常感兴趣。

在当年新型病毒肆虐全球的时候，中国疫苗企业在仅仅87天中曾研制出世界首剂能够有效对抗猪流感的疫苗，为全世界控制流感病毒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去年，有中国报纸报道山西北部四个孩子的死亡与疫苗储存不当有关，这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然而，鉴于中国曾出现食品、药品及其他丑闻，安全一直是个敏感问题，某些国家接受中国疫苗尚需时间。该疫苗已在中国使用二十余年，比其他公司的副作用要少。之后，他们将提交联合国卫生机构来批准疫苗的认证，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这为中国被联合国机构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采购敞开了大门。尽管如此，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政策主管尼娜施瓦贝尔(Nina Schwalbe)认为，一旦中国进入疫苗市场，将有望改变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Game Changer)。新一代的小企业应运而生，承担起研发工作。

他并不怀念大企业的巨大惯性和浪费时间的会议。诺华公司（Novartis）在上世纪90年代里也采用了这种专注于重大突破的研发模式，在过去十年里推出了17种新药，比任何其他企业都要多出7种以上。一开始就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这种药是有效的，但有限的市场让公司里一些精于算计的人忧心忡忡。企业研发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为何开支飙升而生产率却大降呢？他问道：为了实现创新，我们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

他的一个力作是治疗罕见癌症的格列卫（Gleevec)。这只是穆诺斯为变革药物发明机制所开药方的一部分。

上世纪70年代，制药企业每投入1亿美元进行研发，就会得到一种新药。奥普泰莫制药公司（Optimer Pharmaceuticals）今年只花了1.75亿美元研发费用就发明出1种新型抗生素。从2001年到2010年，辉瑞公司内部实验室发明的药物只有4 种成功推向了市场。为了寻找答案， 穆诺斯开始从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ood DrugAdministration）、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Exchange Commission）的公司归档文件等自己所能找到的任何来源寻找数据。

如果制药企业也这么做呢？哪些领域的药物可以进行革命性改变呢？去年穆诺斯从礼来公司退休，开创了自己的咨询业务。这些人讨厌当前制药行业里发明药物的方式，古德曼（CoreyGoodman）就是其中一个。礼来公司真的这样尝试了，在18个月内筛选了3.2万种潜在新药，最终注册了其中3个以进行下一步研发。尽管穆诺斯焦土计划似的提议颇为激进，但是一些新一代的创业生物科学家很快成为其追随者。

创新是不可预测的，科学上的机会和市场上的机遇不是一码事。穆诺斯认为，原因是为了生存个别公司必须尝试新事物，风险孕育了成果。

该论文指出，就像开放源代码的工作曾帮助Linux成为微软Windows系统实实在在的威胁一样，制药行业可以利用类似的方式来辅助药物开发。但真正鼓舞追随者的是穆诺斯200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

制药行业正在经受苦难，这不是什么秘密。他分析了1,200多种获批药物的记录，最早的可以上溯到1950年。他说，目前在研究成果方面其实有所改善，今年到目前为止获批的药物数量比2010年全年还多。关于创新的幼稚看法不仅在企业内部存在，甚至在整个行业里都甚嚣尘上。辉瑞公司过去十年里的研发预算增长了2倍2006年时达到70亿美元的顶峰，比全球其他任何制药企业都要多，但是获批上市的新药物数量却减少了。但在干了几十年整顿问题部门和审查经理人的工作之后，穆诺斯感到厌倦了，渴望着手研究自己一直想解决的问题。

有风险的大项目往往要在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之后才能结出硕果。穆诺斯还指出，业界流行的兼并模式非但不能解决生产率问题，反而可能起到反作用。

成功转型 但是，辉瑞和赛诺菲安万特（Sanofi-Aventis）等一些制药企业却似乎听进了穆诺斯的忠告，小心翼翼地削减研发费用，尝试建立外包网络。对制药企业来说，与其追求对畅销药进行修补改进那只能给大多数人带来些微的帮助，还不如集中精力寻求能给患者带来重大帮助的真正突破。

经过10年的研究，他得出结论：制药行业正在慢慢地崩溃，并可能会彻底失败，除非采用一种全新的药物开发模式。然而，研发成本与成功之间似乎没有多少相关性。

默克公司的成功记录是空前的自1950年以来推出了56种新药物，其中包括第一种他汀类降血脂药洛伐他汀（Mevacor）和辛伐他汀（Zocor）、第一种腮腺炎疫苗和最早的一些抗艾滋病毒药物。古德曼说：其实所有大企业的管理层都知道问题所在，穆诺斯只是将其摆在了桌面上我们不仅需要创可贴，还需要转型式变革。穆诺斯说：我们无法将创新改编成可以照本宣科的剧本，也不能将其简缩成最佳做法的机械准则。他认为自己给步履维艰的大型制药企业找到了良方，那就是削减研发费用。

他说：企业的研发不能仅仅依靠外部资源，内部必须保留核心的科学家团队。纯科风险投资公司（PureTech Ventures）的资深合伙人、前辉瑞研发主管拉马提拉（LaMattina）同意上述观点，认为穆诺斯的方法大错特错。

由于重大发现太少，收入停滞不前，十年来辉瑞（Pfizer）和默克公司（Merck）等业界巨头的股价缩水了40%。合理的做法是培养药物发现和开发能力，加强我们在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

这个行业为了创造出创新而花费了数百亿美元，但是却没有去创造一些用来衡量创新的工具。过去60年里有30次这类兼并，但根本没有促进研究成果数量的增长。

对像休斯（Tom Hughes）这样的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令人鼓舞的事。穆诺斯说：即使投入的研发费用不多，你也有可能改变世界，但前提是你必须做正确的事。他承认，和只需一台笔记本就能工作的程序员不同，药物研究人员需要昂贵的实验室和临床试验。企业越多，成功的药物就越多，与研发费用多少无关。

药物开发的新模式 2006年，穆诺斯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药物发现自然评论》（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期刊上。他指出，五角大楼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是军方的创新引擎，曾开发出全球定位系统、夜视装置和生物传感器等，那里的工作人员只有140人，但他们的想象力非常广阔。

与获批新药品的数量最具相关性的因素，是制药企业的总数量。那么，企业怎样才能避免在药物研发方面一掷千金却一无所获呢？选择更好的目标。

但创新从何而来？如何才能实现更多的创新？没人知道他在那里发现，要研制一种艾滋病毒疫苗将会非常非常非常困难即便得到盖茨数十亿美元的支持也是如此。